今日批评家 | 霍俊明：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霍俊明（拍摄时间：2009年）
河北丰润人，《诗刊》社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国文系客座教授。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主编《诗坛的引渡者》《中国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诗歌精选》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评论奖、首届“金色德令哈·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等。
我的批评观
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
霍俊明
在科技图腾的纵欲主义的肉感快餐店，饕餮视觉盛宴的赤裸吧台，诗人和诗歌批评所遭受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渊中，诗歌批评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到来？在我看来，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批评已经在工业化乌托邦的幻觉与狂欢的失重中踩空了踏板，大量的批评者充当了喜欢造势的诗人圈子的利益同盟者和权力分享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肤泛、时髦而又受到追捧的时评家，也看到了沉溺和迷失于纵横交错的历史迷宫并丧失了与现场对话的学院派。而更为可怕的在于中国的诗歌批评生态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不自知的境遇下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文学史无力的失语者，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强夺的时代。换言之，更多的诗歌批评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名目纷繁的诗学概念出发圈定自己的领地，再加之中国诗坛的圈子和山头的江湖气的排队占座的习气，诗歌批评在更多的时候成了个某种利益的美学借口。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诗人和一首诗作，不同的批评者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和阐释。正是这种妄谈诗歌美学的集体症状使得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和叙事性美学的极度张扬和大众媒介的迅猛繁殖，诗歌批评成了愈发可疑的行为。中国当下的诗歌批评场阈几乎关闭了所有的出口和来路，只留下一条充满迷津的小径。后工业时代浮躁而又糜烂的气息充斥了文坛，更多的诗歌批评面带锈色，逐渐失去活力和有效性。我们看到那么多批评者“与时俱进”地加入到娱乐时代的“笑声”和合唱中去。
基于此，我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纯棉”的诗歌批评首先就是祛除伪饰、肤泛，刮除工业时代的铁锈，呈现一种自然的、有效的、活力的、原创的批评空间。“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深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的直取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纯棉”的诗歌批评唤醒的是我们已经渐渐荒芜的原初的诗歌记忆和批评话语的良知，这种话语方式与任何宏大话语、集团意识、道德神话、阶级符咒、题材圭臬无关，她所寻求的是一种伟大而持久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维护的就是批评者的独立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然而可悲的是一百年来批评者的身份一直都显得格外可疑。在政治年代，这些面孔充当的是义正言辞的旗手和号角；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这些面孔又扮演着道德审判者和历史的受害者；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为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由上我们可以清醒而清晰地看到我所强调的“纯棉”的诗歌批评是多么的重要，希望那些在暧昧的时代下午茶和集体休眠的躺椅上磕睡的诗歌批评者，那些在题材道德幻觉的刺激下、在“中产阶级写作”和“底层写作”的泥淖中撕咬的诗歌批评者洗净双手和灵魂，从工商业的铁锈中抽身出来，从事干净的“纯棉”的批评，重拾知识分子的自由情怀、独立立场和社会担当。无限加速的疯狂行进的时代生活和诗歌生态，需要的是一脚刹车！
2009年5月18日夜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作为诗人评论家的外围和内部
江 非
我和霍俊明相识于2004 年秋天的北京，直到2007 年冬天才在寒冷而美丽的额尔古纳大草原开始小声地交谈，但到了2008 年秋天，当我们又一次在祖国之南的海南岛相逢，却只是静静地坐着，几乎什么也没说。好像“说”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真诚、沉静，让友谊和对于诗歌之学的热爱，在一片静静的气场中腼腆地默默传递，这是霍俊明的为人，是那个在完成《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这本专著的那个夏天，彻夜干活，狂书不止的人，是他和任何一位诗歌同道在性情、志趣与理想中温暖的映照，也是他诸种诗学研究发现的人格基础。所以，我写下此文，首先还是对于一个老友由“人”而始的认识，然后才是其他。在我的内心深处，“老霍”作为一个对霍俊明的特定称呼，让我每当想起他，都会同时想起我曾经见过的、同为评论家的——陈超先生的一辆自行车，吴思敬先生的一件上衣，程光炜先生的一个黑色的皮包，王光明先生的一支香烟。它们看起来都已经使用得很久了，但在它们那些早已深深沾染了主人气息的纹理之中，耀目的光辉也因此而出。
每个社会都会有它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是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表现形式、结构法则和行动能力。那么，中国当下的这个“诗歌评论家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状况？它的制度作为背景和环境又让霍俊明这样的青年评论家以及他刚刚完成的新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大概地看看中国新诗批评的自生史，可以看到，自有白话诗以来，新诗批评几乎就没能建立起一套合乎中国的评价系统，在价值系统、方法体系上， 都没有一个科学有力的评估方式。这是一个难度。是中国方法与西方学术结合的一个难题，是随着中国诗歌写作的现代化，诗歌批评自身现代化的一个显要的困难。在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中，闻一多有所尝试，但经由朱自清的《新文学大系》之后，困难的解决终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中国文学，“文学史”的时代来了，诗歌批评，也从此走向了“诗歌史”的沼泽。在这个沼泽里，遍布的是派、群、先锋、主义、民间、新、后、代这些无所适从的辞藻，在这些辞藻的指引下，一种机械、仓促、浮皮潦草的中国新诗批评很快成形，并作为方法与模式成为气候，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创作现场与批评场域的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一些热衷于时评的人，也往往只是在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匆忙地罗列几十个名字、发明一些盲目的名词跟跟风。好像那几十个名字只有共性，从来就不具有个性，而谈到个性的时候他们也仅仅是看到了腔调、情趣、趣味、身份这些小个性，从来不去关注那个关乎认知的大个性，而真正的民间精神也并非如他们所圈所示。沼泽里首先深深陷下去的是诗人，但陷得最深的是诗歌评论。诗人们开始造“派”、命“代”，诗歌批评则放弃了学术的自尊成了这些制造的使用者和追随者。正如中国的小说批评对于已经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会” 的写作现场的放纵与失法一样，面对探索与实验的诗歌创作现场，中国诗歌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无效的半沉默或失效的全沉默，所导致的主动性、先导性与注意力和甄别力、命名力的丧失，是当下中国诗歌批评的最大损失。然而，中国诗歌批评丧失的岂止是这些？中国诗歌批评的注意力几乎是既没有在所需要关注的诗歌之外，也没有在必要研究的诗歌之内，它依附于诗歌波浪，随波逐流离开了诗歌，走进了一个由它自身的生产、消化、排泄所构成的循环系统之中。
因此，在看到霍俊明所著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的书稿后， 我个人感觉到好像一个开端已经相对于这种惯常的外围状况出现了。这本书以对世纪之交的诗歌现象的一个局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而系统地分析、归纳了这个现象的精神动机，并以这一动机为考察对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一代人焦虑、奔突、游走和自我救赎的“灵魂感”。它出现于诗歌创作现场的迅速、有效和积极， 都对当下的中国诗歌评论家社会制度现状有着特殊的突围意义。对此，先锋评论家陈超的评价是：“批评文字准确、敏锐而具有生命的激情，不乏学院系统训练的研究能力，但同样不乏自由先锋批评家的活力、命名能力和个性话语。《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是批评界第一部研究70 后诗人的理论专著，它是霍俊明对中国诗坛的特殊贡献。”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本事关一代人的书。在这本书中，或许作者霍俊明并没有去直接触及一代人的灵魂，他是要去寻找塑造一代人灵魂的那些水与泥土。这并不是说作者是在忽视构成文学性的人的灵魂性，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作者对于灵魂正是由时间赋予而体现为那些不可抹除的历史胎记与经验外套——灵魂也是一个时间的跨度，它一旦出发便已成年——这一事实的卓越认识。这本书充满了文学评论少有的激情， 在描述一条整整一代人在退除“尴尬”命运的焦虑中行走的精神之路的同时， 由于作者本人也身处其中，而充满了悲壮的诗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男孩在树顶上的秋日歌唱。我想每一位读者读完了，都会觉得这本书不是在单纯地论述诗歌与文学，事实上，这是一本谈论思想史的书。它以一个优秀评论家的思想高度和敏锐眼光，从此给予了一代“无名者”一个名为“尴尬”的恰当称呼， 而让他们“诗出有名”，它的中国思维和西方方法的有效结合，也打开了文学批评更值得探索的另一疆域。
有一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的任何国家，几乎从来都没有人把兰波在母亲的鸡舍里写下的那些诗篇来当作“农民的儿子”的诗歌来研究，而是看作了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心灵史。在中国，苏轼、王国维这些人也从来都没有这样研究陶渊明的愿望。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诗歌批评中，就有“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这些名词，而且风行一时。这看起来，好像是研究者的一种精神观照，是对于作者以及作者所身在的那个集众身份的情感关怀。但实际上，这还是“评论的虚伪和无力”，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下午茶”式的论调和态度。这不但从根本上背离了诗歌的艺术发生原理，也忽略了作者那些更深的思考。这种命名的伦理初衷和学术心理一看便知。所以，针对类似的中国诗歌批评现状，霍俊明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在他从更大、更深、更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了他的研究对象，而在深入腹地的考察中他断然抛弃了那种盲目命名以及与之有关的类似判断，而用“尴尬”一词，为他的研究课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背景，从精神展开，重新建立了一个批评的境遇，也为批评工作展开了一个平衡、信约、恰当的天地。《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满足了大家要求评论家像研究古代诗人、诗词那样的一本书对于一个现象、一本书对于一个群体、一本书对于一个概念、一本书对于一个个人、一个评论家毕生针对一个选题用几十本书来深入研究、系统论述的渴望和呼唤。可以说， 在兼顾前期中国诗歌批评的“诗歌史”景状的同时，它终于向个案的内部更深地迈进了一步，并以此向大家出示了呼吁那种诗歌评论时代要尽快结束的理由和论据。对于诗歌，我们渴望那些能在认识上打动而不仅仅是在情感上感动我们的作品；对于诗歌批评，我们呼唤那种不断深入的、具有高度和宽度的发现。霍俊明是一位评论家，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诗歌批评的内部还是一位诗人的内部。霍俊明在诗学评论和诗歌创作的这条同时并进的双车道上前行的效果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诗歌批评和写作同时展开的向度既凸现了一个杰出评论家的诗学直觉，也是一个评论家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要不断反观于他的诗学批评工作，并给我们颇具当下意义的诗学暗示。当诗歌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得以塑造的宗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需要称职的牧师， 需要他们展开一个复杂的工程，而不是简单的工作。我欣赏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 后先锋诗歌》一书中通过他燃烧的学术激情和真实的责任感，把每一位陌生的研究对象都作为在心灵深处远道而来的朋友，以一颗互爱之心渴望与他们在精神的内部相逢，他表达了他纯粹的学术理想和对自身的寻根愿望， 进而在他的批评发现中实现了与大家心灵和思想的多重交流。
（江非，时供职于海南省澄迈县文体局）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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